“誠然，斯大林進行了一系列大清洗，但在1934年以前黨內畢竟還有不少老布爾什維克，斯大林制度在某種程度上還離不開他們。這些人員雖然不能投身到政治生活之中，卻能以全部精力投入國家的工業化建設和國防建設。可到了現在，連這些人也要被當作‘絆腳石’而踢開了，因為斯大林容不下這些看穿了他的政治野心並始終不忘列寧和托格茨基的人。”

“為了擺脫這些人，斯大林於1935年借口審查和換發黨證，又組織了一次清洗。這次清洗明目張膽而又厚顏無恥地將矛頭直指老黨員。於是，各級黨委的領導權紛紛落入那些不久前才入黨的新毛頭手中，這些人大多數是中央委員會裏的小職員，剛出來就掌實權。就連龐大的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黨委工作，在1934年也是由一個年僅二十五歲，入黨才一年多的巴拉揚負責。可就是這個巴拉揚，在莫斯科捷爾任斯基區成立了一個清黨委員會，把許多革命前坐過牢的老資格布爾什維克從黨內踢了出去。”

“接著，斯大林又邁出了另一步。他在1935年5月宣布解散老布爾什維克協會。這個協會的成員都是老黨員。他們在沙皇制度統治下積極開展過地下革命鬥爭，號召工人階級起來革命。列寧把這批老戰士叫做‘金礦’。廣大黨員對他們無比崇敬和熱愛，將他們稱為‘黨的良心’。老布爾什維克協會擁有一個出版社和附屬於出版社的印刷廠。這個廠裏印發各種馬克思著作，以及協會成員們為再現布爾什維克建黨鬥爭的往事而寫的回憶錄。由於這些書大多是列寧在世時出版的，自然就沒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是整章整篇地回憶其他傑出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活動。正因為這一點，斯大林對這些布爾什維克黨的老戰士恨之入骨。要知道。他們的回憶錄從根本上戳穿了許多按斯大林授意而杜撰出來的斯大林傳記。斯大林認為，要達到獨裁專制。就必須改寫和美化自己的歷史。”

“看到斯大林的‘理論家’如何肆無忌憚地篡改歷史事件，臆造無稽之談，甚至明目張膽地直接偽造，替斯大林炮制出蠱惑人心的傳記，看到‘理論家’們如何將這種假貨奉獻給列寧的這位‘最親密的戰友’，老布爾什維克協會的成員們真是義憤填膺。他們親眼目睹列寧時期出版的黨史書籍被封禁，被一批肉麻的歌頌斯大林並汙蔑其他革命家的新書所代替，盡管那些革命家才是黨的名副其實的真正領袖人物。”

“隨著時光的流逝，斯大林的權力欲變得越來越不可遏制。到後來，上一批新黨史書籍已不能令他滿意，被禁止流傳，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批小冊子，其內容十分荒誕離奇，無限制地誇大和突出斯大林的作用，就連列寧的形象也因此而黯然失色。可老布爾什維克們不會忘記過去，更不會象小學生那樣去背誦讚揚當今獨裁專制者的離奇故事。這些在沙皇監牢裏和流放中度過了青春年華的老人們，是斯大林所不能收買的。的確，他們之中有些人擋不住世間的惡勢力，害怕株連自己的子孫，昧著良心投靠了斯大林，但其餘絕大多數卻堅持認為斯大林是革命的叛徒。這些人眼見得逞的反動勢力葬送了一個又一個革命成果，內心感到萬分痛苦。”

“看到參加過反對派的協會會員被捕和流放後，其他尚還自由的會員也被迫沈默了。他們無力反抗斯大林的暴力。豐富的政治鬥爭經驗告訴他們，革命既有高潮也有低潮。他們暗中盼望斯大林的專制統治被新到來的革命浪潮沖垮，雖然他們口頭上不說。在全民都得吹捧領袖及其業績的斯大林專制統治下，這種沈默實際上就是反抗的表示。除此之外，他們一有機會就聚集在協會裏，討論國內發生的事件，這也使得斯大林不能制造假案來剪除布爾什維克黨的老一代領袖人物。”

“老布爾什維克協會被解散之後，黨的老戰士開始相繼失蹤。他們被派往各個城市去擔任各種職務，但實際上只有一小部分到達了上任地點，大多數被發配到西伯利亞，以後就徹底消失了。”

“解散了老布爾什維克協會之後過了一個月，斯大林又解散了苦役犯和流放者協會。沙俄的苦役流放相當於法國當時的鬼島流放。此協會的成員都服過這種苦役。而斯大林，如你們所知道的，卻不曾享受政治苦役犯的殊榮。”

“政治苦役犯協會從1921年開始出版《苦役和流放》雜志，以此再現沙皇以監獄、苦役和流放來迫害革命者的歷史，以及1917年前的俄國革命運動史。只要瀏覽一下各期雜志。就會確認一個十分重要的事實：雜志上所提及的俄國革命運動的非凡領袖們，凡活到了斯大林獨裁時期的，統統都被清洗掉了。斯大林認為，這些威脅過沙皇統治的謀反者，現在也是他個人專制的大敵。”

“這兩個協會被解散的同時，許多其它組織卻依舊活動，並得到上方的大力資助。也正是在這些年間，國內創辦了很多特權階層俱樂部，如廠長俱樂部、廠長夫人俱樂部、汽車主人俱樂部、甚至還有‘西方舞俱樂部’。斯大林認為，威脅他的統給的力量並不僅僅是老布爾什維克。在專制的腐敗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也使他惶惶不可終日。他深知，沙皇時期的革命黨派，主要就是動員青年加入地下組織，因為青年永遠具有崇高的正義感，對任何形式的壓迫都不肯屈服。”

“斯大林害怕青年，在某種意義上說，更甚於害怕老黨員。因為所有的老黨員的情況，斯大林都熟悉，知道他們的思想方式和他們的需求。每個老黨員都上了黨中央的‘黑名單’，受到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嚴密監視。相反，要摸清青年一代的情況，把他們分類，消滅其中的革命分子，可就沒那麽容易了。因為在關鍵時刻，他們很可能成為真正威脅斯大林獨裁的力量。因此，斯大林三番五次地命令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在青年中，尤其是在工廠和高校的青年中，擴大情報網。”

聽到布哈林說到這裏，周冠笙和水井的臉上都現出了關註之色。

“斯大林想借助共青團和其它群眾組織去控制青年的全部企圖，結果都沒實現。在全國，自發地產生了許多青年小組，其參加者都想找到答案，回答那一系列不可能公開討論的政治問題。但小組成員們由於絲毫沒有從事地下活動的經驗，常常落入內務部的手中。”

“人民的不滿情緒，當然也在共青團員，尤其是那些工人家庭出生的共青團員們的身上反映出來。青年們痛苦地註視著明顯的不平等現象在全國泛濫；大多數平民百姓半饑半飽，而官僚特權分子卻揮霍無度。普通工人的兒女們看到，出身‘高貴’的同輩如何進入國家機關擔任誘人的職務，而他們自己卻在繁重的工作崗位上賣苦力，受剝削。那些被招募去修建莫斯科地鐵的共青團員，每天要幹十個小時的活，而且常常是站在齊腰深的雪水中幹。而那些出身上層的同齡人，卻開著他們父親的轎車，在莫斯科四處兜風。對修建地鐵的團員們的殘酷剝削，曾逼得八百多青年扔掉工作，沖進團中央辦公大樓，把團證甩在地上，破口大罵當權者。這件事使首腦機關大為惱火。斯大林馬上召集政治局委員開會。並要乘莫斯科黨委召開全會，討論這次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共青團員罷工。”

“缺乏言論自由，嚴厲壓制反對意見。這一切迫使共青團員們組織非法小組，討論令人不安的大事。但統治者的鎮壓馬上就接踵而來：1935年至1936年間，有幾千名團員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亞和北方冰原的集中營。與此同時，幾十萬被當權者認為不大可靠的青年，也被送往那些地方‘建設新城市’，盡管當權者說這些青年是‘自願’到那裏去的。”

“由於信不過工人階級和其他階層的人民，斯大林就開始尋求別的社會支柱，一個能在不測之時支持他個人專制的社會支柱。他在這方面邁出的最大膽的一步，就是恢覆早已被革命摧毀了的哥薩克軍隊。”

“在沙皇時代，哥薩克是沙皇的堡壘，是鎮壓俄國革命運動的武器。哥薩克軍隊是俄軍的一支獨立部隊。含有特權和自治權。沙皇本人是哥薩克部隊的統帥，沙皇的繼承人是它的總司令，歷代哥薩克人都是從童年起便開始學習軍事，接受嚴格的君主制教育，是革命的死故。哥薩克的反動性紮根很深，仿佛他們是一種特殊的人。哥薩克奉命進行的一次次圍剿，常把革命的星星之火淹沒在血泊之中。”

“十月革命之後，哥薩克自然又站在反革命一邊。卡列京將軍和克拉斯諾夫將軍的白匪部隊，全是哥薩克，由阿列克塞耶夫將軍和科爾尼洛夫將軍統領的頓河白匪志願軍，也是哥薩克。頓河和庫班的哥薩克，是鄧尼金將軍的主力，奧倫堡和烏拉爾的哥薩克，則是杜托夫的主力。在三年內戰中，哥薩克軍隊異常殘忍地與紅軍作戰。無情地殺害被俘的紅軍戰士；所有被懷疑為同情蘇維埃政權的人，也慘遭殺害。”

“現在，斯大林恢覆了哥薩克軍隊及其所有特權，甚至還讓哥薩克軍人繼續穿沙皇時代所穿的那種制服。斯大林的這一舉動，在時間上恰好與解散老布爾什維克協會和政治苦役犯協會相吻合。這一點非常清楚地說明了斯大林已從本質上背叛了革命。”

“我記得那是在1935年12月的一天。莫斯科大劇院內舉行隆重集會，慶祝國家政治保安總局成立一周年。突然，全體應邀代表都驚呆了：離斯大林不遠的第三個包廂內出現了一隊哥薩克士兵。這些軍士身穿飾有金銀梢帶的沙俄式制服，頗具挑釁意味。為歡迎他們，莫斯科歌舞團還特地表演了哥薩克舞蹈。斯大林和奧爾忠尼啟則也興高彩烈地鼓掌歡迎他們。與會代表與其說是在看舞蹈，倒不如說在註視這群覆活了的俄羅斯帝國時代的哥薩克軍官。原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局長曾經服過苦役，此時轉身對身邊的同僚嘀咕道：‘我一見到這些人，渾身的血就在湧。瞧，這就是他們弄的！’說著，他低下頭，讓同僚們看頭上那條被哥薩克馬刀攻擊留下的傷痕。”

“斯大林與沙皇一樣，需要哥薩克來鎮壓不滿者的反抗，因為除了哥薩克，就難以找到更可靠的劊子手來完成這種任務。”周冠笙嘆息了一聲，說道，“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紅沙皇’。”

“1935年9月，蘇聯人民十分吃驚地在報上看到一項政府命令：在紅軍裏恢覆被十月革命取締了的軍銜制。在此之前，紅軍指揮員都按其職務來稱呼：連長、營長、團長等等。這條新的命令，使舊的那一套等級封號幾乎都恢覆起來了。軍官的薪水加了倍，巨額撥款被用於專門為軍官修建俱樂部、療養所和住宅。而這還僅僅是開了個頭。接著，斯大林又恢覆了將軍軍銜和將軍制服。這種制服飾有金銀飾帶，與革命前那種幾乎一模一樣，盡管人民早已憎惡‘將軍’這個詞，但斯大林還是恢覆了它。”

“實行軍銜制並或予軍官以特權，這一舉動使軍隊裏在內戰中形成的，後來變得殘缺的同志式關系徹底消亡了。斯大林此舉的目的有兩個：第一，給紅軍指揮員以物質刺激，促使其保衛蘇維埃政權。第二，讓人民明白，革命以及革命許下的一切諾言已經結束，斯大林制度已完全鞏固。”

“1935年4月7日，蘇聯政府頒布了一條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法令規定，十二歲以上的兒童若犯了扒竊之類的罪行。與成人同樣論處，甚至判處死刑。”

“這一可怕的法令使人民震驚不已。人們知道斯大林的法庭是冷酷、無情和不講法制的，紛紛為自己的孩子擔驚受怕，深恐他們輕易成為誣告，或純粹是某次誤會的犧牲品。甚至那些在斯大林官僚機構中擔任顯要職務的人，也為此而惴惴不安。”

“政府為緩和這一法令引起的可怕印象，竟玩了一個令人齒冷的把戲。它揚言新法令主要是針對那些盜竊農莊糧倉和火車車廂的流浪兒童！”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犯罪現象是由社會環境造成的，是社會造就了罪犯。如這一觀點正確，那麽，它就是對整個斯大林制度的無情判決，因為這一制度甚至把兒童也變成了罪犯，而且罪犯人數之多，使得政府無別計可施，只得把針對成年罪犯的法律擴大適用到兒童身上。在蘇維埃國家成立十八年之後，斯大林居然還將死刑加於兒童，這一事實，最鮮明地勾畫出了斯大林本人真實的道德面貌。”

“這一新法令公布的時候，我正在國外。當時駐外國的蘇聯外交官員們，對斯大林專制下的這一駭人聽聞的法令無不憤慨。可斯大林卻表示，他對世界輿論的指責只抱以嗤之以鼻的態度。一個蘇聯大使對我說，為了不讓外國記者們就這一丟人的法令提問，他不得不建議自己的部下取消了新聞發布會。”

“各國黨組織的領導者也陷入了同樣難堪的境地之中。在1935年8月的法語教師聯合會代表大會上，有人向黨員代表提出了有關這條法令的問題。頭一天，他們找不到恰當的解釋，就幹脆矢口否認蘇聯會通過這樣的法令。可第二天，人家把載有法令全文的《消息報》拿他們看過之後，他們居然才生吞活剝地用了法令中的一段話來作為回答：‘在共產主義時期，兒童具有很高的覺悟，受過良好的教育，完全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更難以解釋的是，如此丟人的法令怎麽會毫無顧忌地公布出來？要知道，斯大林歷來都竭力不讓外界得知他統治下的社會的陰暗面的。你們也知道。就連蘇聯存在集中營這件事，他也堅決否認，盡管這對全世界已不是什麽秘密。在他的統治下，幾百萬在西伯利亞集中營內掙紮的囚犯，都是未經任何審判就被關進鐵窗的，關於他們的事情，蘇聯報紙壓根兒就沒提起過。至於蘇聯的死刑，事實是每一個由法庭作出並公布出來的死刑判決的後面，至少還有成百上千的人被秘密處死。”

“關於這一野蠻法令的出籠經過，你是回到莫斯科之後才知道的，是嗎？”周冠笙想了想，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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